要说这党委、政府换届，县级以上五年一次，乡镇和村里却是三年一次。乡镇换届的模式跟县里相仿，也要开党代会、人代会，要按党章办，要按宪法办，非常严肃，非常严格，非常严谨。村里就相对简化，村支部换届是召开个全体党员会，选出支部委员，再从其中产生支部书记，支部书记对委员再进行分工。村委会换届就很复杂，已经定出候选人的，选票要过村民的半数，才算当选。
徐君然却知道，未来几年又要老百姓进行“海选”，就是说，允许自报竞选，老百姓愿意选谁就选谁。那样看似公平，可实际上选举就很难保证一次成功。因为我们国家的国民素质实在不高，并且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村级政权成了空壳，还有许多村债务缠身，群众的怨气很大。因此，在选举时，群众对选举对象是你整我三年，我整你一天，就是不选你，给你个难堪，这一点徐君然也清楚，不过却没什么好办法解决，说到底，还是因为老百姓太穷了。
村级选举复杂归复杂，也必须在乡镇换届以后再说。所以，徐君然今天开这个书记办公会议，不是研究村级班子建设，而是研究乡里面两委班子换届。这本来是个程式化的事情，首先是选出党代表、人大代表，只要把名额按《选举法》的要求分下去，由组织书记监控，党委及时把关就行了。其次是开好党代会和人代会两个大会，贯彻一下一次管三年的工作思路，把班子选好，就算完成了换届工作。
可是，对于长青乡。徐君然却不敢掉以轻心，因为，谢美娟私下里跟徐君然透露，上一次的换届工作，全县就出了不少问题，库勒乡还出了大乱子。
这个事情其实跟葛大壮有关系，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先被安排在县商业局工作，当一个股级干部。八十年代商业局可不是后来那种热门好单位，属于是清水衙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葛大壮自然不甘心在这里坐冷板凳。后来他打听到新调来的一个县委副书记与他有点亲戚亲戚，他就找人家帮忙，一心想转到行政上干。于是，在换届改选前两三个月，他从一个一般的股长一下子当上了库勒乡的副乡长。
问题也就出在这个事情上面。葛大壮因为刚刚转业到地方上，没什么工作经验，初次当上副乡长。对农村工作不熟悉，又不知道自己有多轻多重，在说话上还习惯于部队的那种简单粗暴训人的军阀作风，一句话就想冲倒人。所以，提前到库勒乡上任的适应期内就不够适应，自己浑然不觉地得罪了一些村支部书记。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村支部书记，他们在乡里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换届改选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到了选举的关键时刻，有几个支部书记一串通，一起哄，就给了葛大壮一个下马威，让他落了选。
这个结果不论对谁，都是很丢面子的事情。因为现在提倡依法办事，你落了选，就不能继续留在那个地方工作了，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家里等待组织另行安排。其实，这还不仅本人丢了面子，也给县委的组织人事安排丢了面子，给乡镇的党委书记丢了面子。但组织的面子总是虚的，个人的面子才是实的。于是，只要有人落选，县委就觉得对不起这个同志，就要进行新的安排。葛大壮就是先在家里休息了一阵子，不料想因祸得福，不久被派到长青乡当上了副书记兼副乡长。党内安排职务在特殊情况下，不需要选举，这样一来，他不降反升，由一个一般的副乡长，摇身变成了党委委员，成了长青乡名副其实的领导之一。
不仅如此，当时长青乡也闹出了大麻烦，因为当时马聚宝跟王祥林两个人斗的厉害，下面的干部们也是勾心斗角的，当地的一些人想把一个本地的干部选进班子，他们私下四处串通，换届前就已经形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
事情发生的前兆已经非常明显，各种信息都汇集到了时任镇党委书记的马聚宝那里，让他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党委书记是选举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又是当然的选举委员会主任，一切必须在这一个人的控制之下。一旦失控，就没法给县委交代。因此，这项工作搞不好，首当其冲是党委书记丢人打家伙的事情。马聚宝得到这些底下不稳的信息以后，和王祥林两个人的长期不和就退居次要地位，他们二人在这个关键时刻，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马聚宝亲自出面试图做一些人的工作，能打就打，能拉就拉。叫了这个叫那个，机关干部找了再找村干部，每天熬到深夜，感到十分焦虑。到了这个时候，工作的成效已经微乎其微。地火奔突，杯水车薪，救不下来的火，转移到马聚宝的脑门子上，讲话时就不再讲策略，在批评一些人时出口就说：“这他娘的是现行反革命！”这种说法，更加激怒了那些兴风作浪的人，“反革命”的评价一传出去，犹如火上浇油，局面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结果在选举的时候，王祥林仅仅以一票之差当选，另外一个副乡长则是惨遭淘汰，不得不离开长青乡。
事后，县委领导非常生气，派出纪检、监察、公安、检察几家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兴师动众地调查了很长时间，最终不了了之。这样一来，疾病没有医好，却把书记、乡长的矛盾表面化了。随后不到几个月，县委相继把马聚宝和王祥林都叫去批评了一顿，矛盾的两方面两败俱伤，谁都没得到什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