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六一大早，郑天良就让沈一飞开着县委的一辆旧的桑塔纳送他到了王桥集乡，路况太差，沙石路坑坑洼洼，车子开到半路坏了，郑天良下车后，看光秃秃的土地在阳光下就像被撕碎的枯黄的古书铺在冬天的风中，郑天良站在风中抽了一支烟，又撒了一泡n，上车后，他感到有些冷。沈一飞捣鼓了好半天才将车子弄响，破旧的车子与破烂的道路相互折磨，车轮下面发出古怪的声音，像一个残废的老人发出的哮喘声。
沈一飞现在的态度很好，他上下车前都主动为郑天良开车门，郑天良就不客气地对他说：“像你这样把注意力放到开车门上的司机，我对你能否把好方向盘很不放心。”沈一飞态度谦恭地说：“黄书记叫我一定要将郑县长服务好，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郑县长多多批评。”
郑天良问：“黄书记叫你给我开车门了？”
沈一飞不支声。郑天良并没有考虑如何让黄以恒兑现配一辆新桑塔纳的事，他在想如何让第一期五百万资金尽快到位，通往县城的这条路简单地维修一下就要花四五十万，而实验区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占地一万二千平方米，即使建简单的铺面，加上道路水电改造，至少要六百万，五百万根本不够，还有王桥集位于合安县的“西伯利亚”，要想让外省的商户们都来交易，首先是王桥集联结外省边界的三条公路四十七公里按初等级标准修建，至少也要三百多万，还有二期的小商品批发交易市场的资金两千万能不能保证得了，县里的“五八十”工程资金缺口大概还有一个亿左右，这种矛盾怎么解决。好在合安县现在是全省经济改革的试点县，有省市领导的支持，银行里有的是钱，银行里的钱是国家的，国家当然不会在乎合安县两三个亿资金的。社会主义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拿国家的钱办小家的事，花国家的钱比花老子的钱还轻松，有时儿子不还老子的钱，老子跟儿子动手打架，但花国家的钱没人来跟你打架，钱不是银行私人的，你花的钱都用在了建设上，又没贪污，怕什么呢？因此官员们最担心的不是欠债，而是借不到债，一些地方官员的政绩就是靠从银行搞来多少钱而评定的，不搞白不搞，为了借债搞一点不正之风就像儿子借老子钱的时候给老子送一包点心一样文明礼貌。郑天良没本事搞钱。
郑天良是在酒桌上找到王桥集乡党委书记陈凤山的。
虽然年初六正式上班，从上到下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工作要做，县里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叫“初六上班点个卯，十五小酒没喝好，二十上班手不熟，三十才算节过了”。王桥集乡政府院子里空空荡荡，办公室除了一个值班的办事员外，还有几只麻雀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地叫着，它们似乎缺少过年应有的食物，声音有些烦燥。郑天良问陈凤山在哪里，值班的说在郭乡长家里喝酒。
郑天良找到陈凤山时，他们在郭乡长家已经将八瓶白酒掀了个底朝天，酒r的气息四处蔓延，一个个喝得红光满面，郑天良要是平时，可能就要发火了，但今天是过年第一次见面，而且在行政关系没理顺前算是站在别人的地盘上，他就忍住了。他进去后只说了一句：“各位诸侯新年好！”
陈凤山歪歪斜斜地站起来紧紧握住郑天良的手说：“郑主任，你也不先打个电话来，来来来，先喝两杯！”其他乡干部依次站起来跟郑天良握手，他们的手上沾满了酒和油汤。
沈一飞说郑县长已经在乡政府食堂吃过饭了。陈凤山就说那就晚上到他家接着喝。这时已是下午三点半了，郑天良说：“老陈，我们还是先把合署办公后的工作议一议吧。”郑天良用了一种商量的口气。
陈凤山一听说工作，马上就借着酒性发作了：“他黄以恒搞什么名堂，实验区连个招呼都不打立即上马，一味地命令我们先配合，可王桥集乡干部们怎么安排，他就像对待没娘老子的孤儿一样不管不问了，连个交待都没有，你叫我们怎么工作？”
郑天良解释说：“县委还没来得及做过细的分工安排，但你们都是实验区筹委会的成员，王桥集乡改为综合实验区后，我们现在要立即着手平整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的土地，先让机器开进去，尽快拿出工程设计方案和建设招标的条件。这些前期规划工作必须在正月十五前要完成，不然就不可能在年底跟县城工业区同时举行落成典礼。”
陈凤山将一杯白酒一口喝下去，声音吵哑地说：“郑主任，钱呢？五百万到位多少了？我听说才划过来二十万开办费，工程一上马，花钱如流水，现在搞工程的，可不都是优秀共产党员，‘不见票子不拉弦’。我说这话绝没有对你郑主任的不敬，我是对黄以恒没有信心，更何况你本来就是被黄以恒排挤出来的。”
郑天良沉不住气了：“你老陈怎么能这样说话，建实验区是市委的决定，我也是市委任命的，而不是黄以恒任命的，怎么能说出排挤这种没有原则的话呢？没钱由我来找县里和市里，但你们作为实验区筹委会成员，下午，不，马上跟我一起回乡政府开会！上班时间还在喝酒，成何体统！”
郑天良一扳起脸发火，所有乡干部们的酒全醒了，他们抹着脸上的虚汗，纷纷离开一桌子残羹剩汤，他们从j鸭鱼的残骸中站起来，像一群喝醉酒的俘虏被郑天良押进了乡政府会议室。他们知道郑天良的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