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章可能介绍性的文字比较多，不过这两位之后都会有不少出镜，而且里面也牵扯出了一些东西，也算是挖坑吧，说这些就是为了给大家打个底，俺绝对不是在水、不是在水~）
益州、绵竹，州牧府。
益州牧是为大汉宗室刘焉，他乃汉景帝与后妃程姬之子鲁恭王刘余之后，不过与其祖宗声色犬马、不务正业不同地是，刘焉却是个行事果敢、颇有见地和野心之人，初时以宗室身份拜为中郎，其后历任雒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等官，而汉灵帝中平五年有名的“废史立牧”，就是出自其手笔。
昔年一代天骄汉武帝承袭文景之治、黄老之学治理天下后逐渐恢复过来的大汉江山，雄心勃勃，因为头疼地方郡国并行制度带来的后患，以免发生之前“七国之乱”以及淮南王一脉动乱这类的兵祸，于是做出了两项举措，其一便是在谒者主父偃建议下施行的“推恩令”，意即为了彰显帝王手段、天子恩典，特此令往后各封国世子皆有继承权，在封国国王死后，其子嗣各自分得不定量土地作为各自封邑，以此推向后世，待得几世、十几世之后，各封国领土被瓜分的越来越小，最终完全无力再起兵祸对抗中央，但此举在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还是被很好地执行了，理由便在于封国中各世子为争夺继承权争权夺利，对于部分国王而言并不乐见这种情况，倒是乐得各子有得其所，至于那些得到实际好处的世子们自然更没有理由反驳，或许唯一有意见的就是那本应该继承全部封国的一个，但毕竟人少势寡，在武帝之后基本没再发生地方王侯作乱之事，便证明了此举的可行和有效；而另一个举措，便是推行刺史制度。
大汉建立之初。文帝便以御史多失职，命丞相另派各人出刺各地，只是当时还未常置，只作为一种必要的监察手段；及至汉武帝元封五年，方被置为常职，专门在地方检核问事，是为“刺”。汉武帝还分天下为十三部，每部设置一人，称为“刺史”，只不过当时只是代天子监察地方、巡检州县，而且武帝常用低级官员任职刺史，所以实际上刺史都是以低级官来检查高官。而随着刺史制度的发展，其维护皇权、澄清吏治的作用渐渐显现，并对之后的“昭宣中兴”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成、哀二帝时期，刺史制度一度反复改为州牧制度，这说明“废史立牧”其实是有历史根据的，这也是刘焉的提议能够得到通过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待到东汉初期，因为帝国初定的缘故。建武帝刘秀重推刺史制，并且刺史的职权进一步扩大，不仅拥有了固定驻地，且奏事可以计吏代行，不必再亲自前往，这意味着其真正进入了“地方长官”的范畴，甚至还拥有调遣地方的兵权，对于郡县长官的约束和威慑力都得到空前加强。甚至还发生过因为畏惧刺史而解印弃官之事。
不过到得此时，刺史制度其实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刺史本身已经形同于天然地方长官，监察职能反而变弱，王莽称帝时期，甚至直接改刺史为州牧，使之化身为地方一州部的军事行政长官。
不过王莽死后。他的那些激进变革都化作无用，这“改史为牧”也不例外，不过正因为有了这第二次的铺垫，到了灵帝中平五年时。宗室刘焉提出“废史立牧”。
是时朝廷政权衰弱天下大乱，刘焉提出以朝廷可信的重臣、宗室为州牧，在地方上凌驾于刺史、太守之上，独揽大权以安定百姓，助朝廷稳定大局，由是才有宗室刘虞任幽州牧、刘表任荆州牧、刘焉任益州牧、刘岱任兖州牧，重臣、名士陶谦掌徐州这类往常不合常理之事，而若说此前已经有过先例，但是此次才算是真正确立下来，变立汉之初的郡国并行制（东汉之初同样是为了政局稳定，恢复西汉初的郡国并行制）为州郡县sān_jí制度，州牧为一州最高长官，掌一州军政大权，统御州内四方，各郡太守直接对州牧负责。
可惜大汉早已失其权威，派任州牧非但没有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反是形成各地割据军阀的形成，本在黄巾之乱后就已经越加发达的地方军事势力渐渐走到台面上，包括刘焉在内的众多州牧上任后便因各种自主不自主的原因，渐渐形成割据一方的格局，并不受到朝廷控制，这其中尤以刘焉这个提议者为甚。
其实刘焉虽说是宗室，但若说提议此事对自己无甚好处，也是不可能去为之地，就看原本他是打算去交州避祸，只因听闻这益州之地有天子之气，遂改领为益州牧，由是封阳城侯，前往益州整饬吏治。
其时益州刺史正自大事聚财、贪婪成风，只是刘焉尚未到达时，其便被黄巾贼马相所杀，而后称帝不久的马相又被益州从事贾龙组织军马击败，于是刘焉被贾龙引入益州，治所便定在这绵竹。
之后刘焉作为益州州牧，一面对内大力打击地方豪强，包括严氏、吴氏及张氏在内的各地豪强要么归附与他，要么被大肆打压、不得翻身，刘焉巩固并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己方的势力，使得益州也倾向于半独立的状态。
只是在天下诸侯在曹孟德、袁本初等人的倡议下联盟讨董的时候，刘焉为保州自守而拒不出兵，由是又引发犍为太守任岐及之前平乱并迎立刘焉有功的贾龙等人起兵，只是此时刘焉已成大势，在益州一手遮天，叛兵不多久就被击败，贾龙等人也被刘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