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本不需要担心张世杰会叛降，但历史现在已经微微做出了改变，他不能不多个心眼儿，免得被人卖了还在替人家数钱。而他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前世就有人提出张世杰是‘内奸’和张弘范联手灭了大宋，当然在他看来这种说法有些荒拗，不过其的种种不合常理的行为确实给了张弘范机会，让人不得不对一直扑朔迷离的崖山之战充满了遐想。
据赵昺从史书上获知（当然现在已经得到了验证），张弘范是汉族人，但按照现行的户籍制度来说他不是宋人，也不是金人，应该说是元朝人。他父亲张柔是河北定兴人，出身农民，原为金国人，如果上溯几代其祖可能是北宋遗民。在金国灭亡前期，张柔靠组织乡勇起家成为一方军阀，后与蒙古军交战被擒，投降了蒙古，后来在连年征战中，积功累进成为蒙古汉军大将。张弘范却是在其父张柔降蒙二十年后才出生，此时元太宗窝阔台也已称汗十年，金国亡了四年，户口只能上在元朝的户口本上，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当过宋将。
人们为什么更喜欢看作为“宋朝降将”的张弘范被后世人羞辱和轻蔑的故事，这是因为从民族角度上看，人们同情、叹息南宋朝廷的灭亡，而对为敌作伥的汉奸的切齿痛恨，金兀术打北宋，可以，伯颜攻南宋，也无异议，因为他们代表了自己的民族。
而张弘范作为汉人却来攻打、杀戮同族，这就是大逆不道。很多人并不了解张弘范的身世，只因他是汉人，取了汉名，就断定他是汉奸，给他安上个投降敌人的罪名，指责他在“忠义”上有了缺失，将他羞辱贬损，骂得狗血淋头，尽管张弘范诞生、成长在异族的国土上，但只因为他是一个汉人，他的身体里流着的是汉人的血。
张世杰却实实在在是金国汉族人，他是张柔的小同乡，应该属于同一宗族，按辈分应是子侄。他跟随张柔起兵抗蒙，但后来不知犯了何事，张世杰南下投奔了大宋，靠着一刀一枪也算功成名就，如今成为宋朝军中第一人。基于同样的原因，张世杰为大宋征战一生，自然就成了汉人不忘祖宗的楷模。
但是赵昺深知在这个人们国家观念淡薄，宗族观念却是极强的时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吕氏家族吕文焕一人降元，其家族中子弟纷纷跟着投降，结果导致长江防线全线崩溃就是明证。而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如果张世杰有一丝动摇，就有可能被张弘范用宗亲之情所打动。其若投降，赵昺想凭一己之力挽回局面将十分苦难，他琢磨着最好的结局就是能带着太后和班朝臣突出重围，丢下十数万军民逃命……
火船计的失败让张弘范觉得难以轻易攻下宋军水寨，而那种高成本的火船计他也不敢再用，便如赵昺所知那样一边加紧封锁，一边开始实施攻心战和诱降计，他从自己军中还真找出一个张世杰正经八百的亲戚，其外甥韩新，让他进宋营劝降。不过事实让赵昺很快便放了心，张世杰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还是历史上那个忠于大宋的家伙。可也让赵昺挺失望，人家根本没把自己这个皇帝当盘菜，劝降都不找他做主。
张世杰头一次还算念旧情，在自己的船上接见了韩新。其实这劝降也没有什么技巧，无外乎满足对象的要求，而最常用的就是方法就是高官厚禄。张弘范开出的条件就是官封万户，金银无算，但这些并没有打动张世杰，将外甥礼送出营；没想到韩新第二天又来了，这次张世杰脸色便不好看了，跟其挑明自己绝不会投降，便将其送走了。
想是张弘范给韩新下了死命令，或是许下了宏愿，其第三天又来劝降，这次张世杰恼了，在众人面前用手指点着外甥的鼻子骂出其那流传后世的名言——“我知道投降可以苟全性命，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但人可以不顾节义吗?”羞愧得韩新无地自容，悻悻而去，此后再未登舅舅家的门槛。其后又对身边的人说：“我也知道，只要投降，可得活命，还可得富贵，但我志已决，不会动摇了。”
张弘范见亲情无法打动张世杰，便又转到文天祥身上打主意，企图一箭双雕，既诱使文天祥归降，又利用其在宋军中的威望，瓦解宋军。他派李恒劝文天祥修书给张世杰，促其早日归降。但文天祥不写，并义正辞严地说：“我无法拯救我的父母(指宋王朝)，难道能教人背叛自己的父母吗?”但李恒一定要他写，他就愤然拿起叫他修降书的纸笔，把被押在船上经过珠江口零丁洋时所作那首流芳人间的诗歌《七律?过零丁洋》写了出来。如此说来，张弘范之于中国古典文学倒也有些功劳。
大家都很给面子，赵昺当然也要表示表示。劝降失败的张弘范认识到崖山大道上是没有捷径的，他准备啃硬骨头了，遣军全部占领了崖山岛沿岸，彻底切断宋军获取柴薪和淡水之道。他派邓光荐为代表，让其给张世杰送去了两千石的清水，并表示自己可以动用护军夺回樵汲路，歼灭岛上的敌军，请其行个方便。若是平日送两千石清水给人，估计不仅张世杰，就是任何一个人都会以为陛下拿自己开心呢！可当下却不同，水不止是贵如油了，而是堪比黄金，那就是命啊！
张世杰有感于当下形势危急，而陛下又向他示好，便也不顾‘危险’亲自过船到社稷号与陛下相商。这让赵昺圣心甚慰，虽然是形势所迫，但也表明大家在关键时刻还是能坐下来好好谈谈的，于是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