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病人忍受不了诱惑，抱着侥幸心理点燃香烟，对于医生来说，可谓是摧残。
“凌医生，怎么办？”吕文斌看向凌然。
病人可以决定是断指再植还是截肢，医生同样可以做出合乎规范的决定。
很多外国医生如今都是拒绝给烟民做断指再植的，酗酒等其他不良生活习惯，同样会被拒绝。如今，国内也有相似的说法出现。省立的齐振海与陆军总院的刘院长，就为此争论过。
凌然沉吟不语。
说实话，他还真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凌医生，你要不要见见病人家属？”吕文斌询问。
对于这种可与不可的决定，许多医生都喜欢与病人或病人家属聊天以后再决定。霍从军就是其中的典型，他是个大大咧咧的老军医，却是颇会看人。
凌然只是想了几秒钟，就毫不犹豫的摇头：“不用再见面了，病人家属决定要做断指再植吗？”
“是。”
“知情同意书签了吗？”
“签了。”
“你再核对一次其他文书，然后询问家属意见，如果他们还是决定做断指再植的话，我们就做。”凌然的回答有点出乎吕文斌和马砚麟的意料。
吕文斌不得不提醒凌然道：“病人说是想要戒烟，但烟瘾很难戒的，尤其是十几年的老烟鬼了，不比戒大烟容易。”
“我们也只能支持他现在的决定了。”凌然停顿了一下，看看吕文斌和马砚麟，道：“你们认为呢？”
两人仔细想想，也说不出反对的话来。
病人可能会戒烟，也可能不会，谁也猜不到最终的结果，也无从影响。
在民主的欧美国家，医生也许可以断然做出做与不做的决定，只要写上合乎规范的医疗意见，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国内的医生却不一定在乎自己几个小时的劳动。
吕文斌原本以为凌然是个很在乎时间和效率的医生，却发现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也几乎是没有犹豫的。
吕文斌暗自嘀咕着，又去找病人家属确认了一遍。
十分钟后，凌然、吕文斌和马砚麟一齐上阵，分别处理手术断面的污染物和坏死组织，并且修剪已损伤的部分。